最高檢發布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

典型案例

堅持懲防治結合筑起防范詐騙“防火墻” 

4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10件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典型案例，以及加強司法辦案、依法打擊犯罪，開展能動履職、協同推進網絡治理的相關成效。檢察機關希望通過發布這批案例，起到警示犯罪分子、引導社會公眾、推動行業治理的積極作用。

這10件典型案例分別是：魏某雙等60人詐騙案，邱某儒等31人詐騙案，張某等3人詐騙案、戴某等3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劉某峰等37人詐騙案，吳某強、吳某祥等60人詐騙案，羅某杰詐騙案，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施某凌等18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唐某琪、方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周某平、施某青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從案件類型看，有五件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另外五件則是與之關聯的網絡黑產犯罪。10件典型案例較為全面反映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樣態，深入揭示了此類犯罪的社會危害。據了解，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主要特點表現為領域廣、手段新、危害深。在這批典型案例中，劉某峰等37人詐騙案的犯罪分子以組建網絡游戲情侶為名引誘玩家高額充值騙取錢款，是一種新型的“游戲托”詐騙方式；魏某雙等60人詐騙案的犯罪分子以投資虛擬貨幣為名，搭建虛假交易平臺跨境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騙取700余名被害人1.2億余元；徐某等6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中，電信部門代理商和勞務公司內部人員相互勾結，利用工作便利，非法采集務工人員身份證、人臉識別信息激活手機卡，并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公民個人信息已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基本物料’，犯罪分子或是通過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注冊手機卡、銀行卡，以此作為詐騙犯罪的基礎工具；或是利用這些信息對詐騙對象進行‘畫像’實施精準詐騙。”最高檢第四檢察廳負責人表示，檢察機關高度重視公民個人信息保護，下一步，檢察機關將把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作為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重點工作，將行業“內鬼”和職業團伙作為重點從嚴懲治。有效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要從每個人做起，希望大家切莫貪圖眼前蠅頭小利，切莫追隨不良網絡文化，切莫輕信“前沿概念技術”，提升防范意識和能力，筑起防范詐騙的“防火墻”。

案例五、吳某強、吳某祥等60人詐騙案

——虛構基因缺陷引誘被害人購買增高產品套餐騙取錢款

【關鍵詞】

【要旨】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吳某強，系廣州助高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助高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

被告人吳某祥，系助高公司副總經理，吳某強之弟；

其余58名被告人均系助高公司員工。

2016年9月，被告人吳某強注冊成立助高公司，組建總裁辦、廣告部、服務部、銷售部等部門，逐步形成以其為首要分子，吳某祥等人為骨干成員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該犯罪集團針對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產并低價購進“黃精高良姜壓片”“氨基酸固體飲料”“骨膠原蛋白D”等不具有增高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裝貼上“助高特效產品”標識，將上述食品從進價每盒人民幣20余元抬升至每盒近600元，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將產品和服務捆綁銷售，在互聯網上推廣。

為進一步引誘客戶購買產品，助高公司私下聯系某基因檢測實驗室工作人員，編造客戶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虛假解讀基因檢測報告，謊稱上述產品和服務能夠幫助青少年在3個月內增高5-8厘米，騙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額貨款，以此實施詐騙。當被害人以無實際效果為由要求退款時，助高公司銷售及服務人員或繼續欺騙被害人升級套餐，或以免費更換服務方案等方式安撫、欺騙被害人，直至被害人放棄。經查，該犯罪集團騙取13239名被害人共計人民幣5633萬余元。

二、檢察履職過程

本案由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公安局立案偵查。2020年1月，公安機關以吳某強、吳某祥等117人涉嫌詐騙罪提請鹽城市大豐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檢察機關審查后，對吳某強、吳某祥等60人批準逮捕，對參與時間短、情節輕微、主觀無詐騙故意的57人不批準逮捕；對2名與助高公司共謀、編造虛假基因檢測報告的人員監督立案（另案處理）。同年6月16日至20日，公安機關先后將吳某強、吳某祥等60人移送檢察機關起訴。同年7月13日至7月18日，檢察機關先后對吳某強、吳某祥等60名被告人以詐騙罪提起公訴。2021年2月9日，鹽城市大豐區人民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吳某強有期徒刑十四年，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判處吳某祥有期徒刑十二年，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其他58人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九萬元至二萬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訴，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其中一名被告人根據最終認定的詐騙金額調整量刑；對其他被告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一）準確認定網絡銷售型詐騙中行為人對所出售商品“虛構事實”的行為，依法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在網絡銷售型詐騙中，被告人為了達到騙取錢款的目的，需要對其出售的商品進行虛假宣傳，這其中存在著與民事欺詐、虛假廣告罪之間的界分問題。在辦理這類案件時，檢察人員要從商品價格、功能、后續行為等角度綜合考慮。對于被告人出售商品價格與成本價差距過于懸殊、對所銷售商品功效以及對購買者產生影響“漠不關心”、采用固定銷售“話術”“劇本”套路被害人反復購買、被害人購買商品所希望達到目的根本無法實現的，結合被告人供述，可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詐騙罪論處。行為人為了拓寬銷路、提高銷量，對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虛假宣傳的，可按民事欺詐處理；情節嚴重的，符合虛假廣告罪構成要件的，依法可以虛假廣告罪論處。行為人明知他人從事詐騙活動，仍為其提供廣告等宣傳的，可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二）對于涉案人數較多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區分對象分層處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層級多、人員多，對此檢察機關要區分人員地位作用、分層分類處理，不宜一刀切。對于參與時間較短、情節較輕、獲利不多的較低層次人員，貫徹“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從寬處理。對于犯罪集團中的組織者、骨干分子和幕后“金主”，依法從嚴懲處。對于與詐騙分子同謀，為詐騙犯罪提供虛假證明、技術支持等幫助，依法以詐騙罪共犯論處，做到罰當其罪。